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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近平總書記的扶貧情結

發布時間:2017-02-24 來源:人民網-人民日報 人氣:
   
原標題:習近平總書記的扶貧情結
 
  梁家河、正定、寧德……40多年來,從一個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,到一個泱泱大國的最高領導人,習近平總書記始終牽掛著貧困群眾,關心和思考著扶貧工作。“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掉隊!”黨的十八大以來,總書記幾乎走遍了我國最貧困的地區,把大量心血用在了打贏脫貧攻堅戰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事業上。在不同場合,總書記多次講述他在不同地區、不同崗位上推進扶貧工作的歷程。重溫這些動人往事,我們會愈加感受到他那份大愛無疆、心系蒼生的扶貧情結。
 
  ——編者
 
  上篇
 
  貧困記憶刻骨銘心
 
  聶帥“阜平不富,死不瞑目”那句話感人至深
 
  聶帥(聶榮臻)曾經流著淚說:“阜平不富,死不瞑目”。這件事是福建省委原書記項南同志告訴我的。聶帥的那句話感人至深,我一直銘記在心。項南同志從福建省委書記任上退下來后,當了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。我當時是福州市委書記。他到福建來找我,希望我支持一下基金會。項南說,有一次他去看望聶帥,聶帥談到了河北阜平的情況。阜平曾是晉察冀邊區所在地,聶帥擔任過晉察冀軍區司令員。聶帥動情地說,老百姓保護了我們、養育了我們,我們打下了天下,是為老百姓打下的天下,阜平的鄉親們現在生活還沒有明顯改善,我于心不忍,一定要把老區的事情辦好。所以,項南義不容辭當了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。我是在這樣的氛圍中耳濡目染走過來的,工作過的很多地方都是老區,對老區的感情是很深厚的。我們對脫貧攻堅特別是老區脫貧致富,要有一種責任感、緊迫感,要帶著感情做這項工作。
 
  插隊時挨餓品嘗到貧窮之苦
 
  多年來,我一直在跟扶貧打交道,其實我就是從貧困窩子里走出來的。1969年初,我到延安農村插隊當農民,還不到16歲。從北京一下子到那么窮的一個地方,感受確實很深。晚上黑燈瞎火,沿著那條溝亮著幾盞煤油燈,真是“一燈如豆”。如果外出沒有手電筒,深一腳淺一腳的,搞不好就掉溝里了。那里土地很薄,沒有什么肥,糞是挑上去的,都是點種,真是廣種薄收啊。剛開始的時候,我工分才能評六分五。兩三年后,我什么都學會了,成農村壯勞力了,才能拿10分。那時候,挑100多斤的擔子,走10里山路,一點問題沒有。這10個工分,也就值八九分錢。算下來,出一天工,買不了一盒羊群煙(上世紀70年代,寶雞卷煙廠生產的一種最便宜的香煙),當時一盒羊群煙九分錢。
 
  知青剛去時,還有些糧食供應,后來要靠自己勞動,跟老百姓一樣,就挺緊張的了。當地老百姓經常說:“肥正月,瘦二月,半死不活三四月”。正月里吃年飯,“寧窮一年不窮一日”嘛,但到三四月就沒飯吃了。春耕時,家家戶戶都把唯一的糧食留給種地的壯勞力,婆姨帶著孩子出去討飯。當地人誰見了,只要有一口干糧,都掰一半給人家。當時,要飯現象是普遍的,有的大隊還給出去要飯開證明。剛開始,知青腦子里都是概念化的東西,覺得要飯的都是不好的,不給他們吃的東西,有的還放狗去轟他們。當地農民就說,哎呀,這些北京娃“殘”著咧!“殘”的意思就是對人兇狠。后來,我們自己落到快去要飯的地步了,才明白是怎么回事,就主動幫著出去要飯的人開路條、開介紹信。那會兒,這些現象讓我們心里大為觸動,感覺農民怎么這么苦啊。
 
  “高產窮縣”的苦日子歷歷在目
 
  1982年,我到河北正定工作,那時候生活條件很差。我帶著全套上山下鄉的東西和當兵時穿的衣服,到那兒連個宿舍都沒有,就住在辦公室里,兩個板凳搭一個床板,鋪蓋也是自己帶的。當年,正定比較貧窮落后。比如,農村“連茅圈”大量存在。“連茅圈”就是廁所和豬圈連在一起,很不衛生。我剛去時,石家莊地區正在集中整治“連茅圈”,所以印象很深。當時,正定是北方地區糧食畝產第一個“上綱要”“過黃河”“跨長江”的縣(1960年通過的《全國農業發展綱要》提出,從1956年到1967年,糧食每畝平均年產量,在黃河以北地區增至400斤,黃河以南、淮河以北地區增至500斤,淮河、秦嶺以南地區增至800斤。當時,黃河以北地區糧食畝產達到或超過上述3個目標,人們形象地稱之為“上綱要,過黃河,跨長江”),但在極左路線影響下,卻成了一個“高產窮縣”,搞“高征購”,老百姓吃不飽,還要到處找糧吃。
 
  我在正定下鄉調研時,經常要過滹沱河,作家梁斌的兩部小說《紅旗譜》《播火記》都寫到過這條河。滹沱河北邊有20個公社,南邊有5個公社,從北邊的公社到南邊的公社,坐車去很遠,要從石家莊繞過去。我都是騎著自行車去,到了滹沱河邊,扛著自行車一步一步蹚過河。到了要去的公社,我就住在他們那兒。那個時候沒有什么招待所,公社書記把他的辦公室、床鋪讓給我。當年的那種情景,我歷歷在目。雖然辛苦一點,但確實摸清了情況,同基層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離、增進了感情。當縣委書記以后,全縣200多個村子我都走遍了。
 
  跋山涉水走遍寧德窮困之地
 
  寧德曾是全國十八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之一,一邊挨著福州,一邊挨著溫州,都是富庶之地,到它那兒“短路”了。寧德靠海,但不是有沙灘的海,大部分海岸都是懸崖峭壁,往里走全是大山。我在寧德待了一年零11個月,基本走遍了所有的鄉鎮。當時沒有通路的4個鄉,我去了3個,都用了一天時間。
 
  當年去下黨鄉的情形,我記憶猶新。下黨鄉在壽寧縣,從寧德到壽寧,坐車要一天才能到,都是盤山路。當地有“車嶺車上天,九嶺爬九年”的說法,形容行路之難,那還是到縣城去,去鄉鎮就更不容易了。到下黨鄉,那真是披荊斬棘、跋山涉水。鄉黨委書記拿著柴刀在前面砍,我們每個人拿個竹竿,沿著河邊走,他說這樣走近一點。那個地方,由于過于偏僻難行,上面的干部很少去。地委書記我是第一個去的,縣委書記是為了給我打前站才去的。老百姓說,“縣衙”都沒來過,“地府”就來了,他們把地委書記叫“地府”,也就是知府。一路上,隔上兩三里,老百姓就自發在那兒擺攤,一桶一桶的清涼湯,都是用土藥材做的,讓我們消暑,真是“簞食壺漿,以迎紅軍”啊。雖然很累,但我很感動。
 
  當時,下黨鄉落后到什么程度呢?老百姓吵架的豪言壯語就是,我還怕你啊,我連圩上都去過,意思是他趕過集、見過世面。那個地方也怕養肥豬,都是深山,抬不出來。老百姓沒看過電影,放映隊去放《上甘嶺》,放完后就有人拿著筐去找子彈殼。我去的時候,下黨鄉黨委連辦公的地方都沒有,也沒有休息的地方,鄉黨委就設在一個改造過的牛圈里。我們那么多人,就在橋上開會。福建有一種橋叫廊橋,很多活動都在橋上進行,祖宗牌位也放在那里。我去之前,他們把從家家戶戶借來的躺椅、凳子、桌子擺在那里,中間立一個簡易的屏風,一邊是開會區,一邊是休息區。那樣一個地方,你去了一次,人家記你幾代。現在他們還會說,當年習書記到過下黨鄉。馮夢龍在壽寧當過知縣,上任時路上走了半年。我們要學習這種精神,為官都想當舒服官,那還不如封建時代的士大夫呢。
 
  西海固的極端貧困深深震撼了我
 
  1997年,我在福建工作時,曾經帶隊去西海固(位于寧夏南部,是黃土丘陵區的西吉、海原、固原等國家貧困縣的統稱)考察。那是我第一次去西海固,那里的生活非常艱苦,深深震撼了我。我過去聽說過隴西“苦瘠甲天下”,窮地方我見過也住過,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,改革開放好多年了,仍有那么窮、那么苦的地方,我心里受到了很大沖擊。
 
  那一次,我從銀川到了同心,然后到了海原、固原、彭陽、涇源、西吉。當時,陪同我的自治區領導說,咱們到了西海固要注意飲水安全,因為那里的水是咸的,喝了以后會拉肚子。果然,跟我去的許多福建人,喝那里的水都拉肚子。那里確實窮啊,有的住窯洞,家里光溜溜的,什么值錢的東西也沒有,真是家徒四壁。有的一家人才兩三條褲子。我到的有一戶,在他們家轉了一圈,最后看到窯洞頂上吊了一捆發菜,就這么個值錢的東西。他家里有點糧食,但不夠吃,一點水是從很遠的地方挑來的,人身上都臟乎乎的,沒水洗啊。看到這些,我非常受觸動。
 
  中篇
 
  弱鳥先飛滴水穿石
 
  為讓鄉親們“吃上玉米面”而苦干
 
  我在梁家河插隊7年,其中兩年做大隊黨支部書記。記得有一次組織支部書記去大寨參觀,我正好村里有事,沒有去成。去了的人回來說,他們那里天天吃白面都行,但人家說了,為了支援社會主義建設,要把白面留下來,吃玉米棒子。有人說,咱們是不是也定一個目標,學大寨的目標就是一年四季能吃上玉米面。我說,這個目標很宏大啊,咱們爭取實現它。
 
  那個年代,農村還在“割資本主義尾巴”,吃“大鍋飯”。但為了做好農村工作,要以實事求是為著眼點,否則什么事都很難干成。我做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后,也一直循著這條路。那時我剛滿20歲,主要心思是讓大家多打一點糧食,有幾個零花錢。我帶領鄉親們打了大口井,在溝川上搞一點水澆地。那里的地下水不深,打個五六米就出水,打大一點,可以提灌。再有,就是修淤地壩和搞梯田。天天晚上打著馬燈夜戰。在冰上干活,開始鄉親們不敢下,我光著腳站在冰上,把冰鑿掉,然后墊土,后來鄉親們跟著我一起干。我把村里3個在外面當鐵匠的能人請回來,辦了個鐵業社,打鐵就有收入啊,搞一點錢才能辦事。
 
  當時,延安地區有3萬北京知青,我是第一個當大隊黨支部書記的。北京市獎勵給我一輛三輪摩托車,我一看,這車在村里沒什么用,開都開不進去,換個實用的東西吧。后來,開著它到了延安,找到延安農機局。我說,這輛三輪摩托車是北京獎給我的,我想跟你們換幾件農機具。他們聽了很高興,當時那輛摩托車在延安也是很緊俏的,最后換了一輛東方紅52馬力的手扶拖拉機、一臺磨面機、一臺揚場機、一臺碾米機和一個潛水泵,都很實用。
 
  陜西省的第一口沼氣池,是我帶著搞的。1974年1月,《人民日報》刊登了四川一些地方發展沼氣的報道。我剛當大隊黨支部書記,看到報道后就想,四川可以搞,陜北能不能搞?經縣里批準,我與縣里派的其他三個人去四川考察。回來后,我指揮村里幾個石匠鑿石頭建沼氣池。剛開始,一直不產氣,但有水泡往上冒,說明下面有氣。我想是不是堵了啊?就拿鐵釬子去捅,一捅那個糞噴了我一臉,但沼氣出來了,一點就著。我們向上面報喜,地區、縣里都很重視,又組織了一個延安地區沼氣學習團,正式去四川學習。四川省派了兩輛小吉普,帶我們走了七八個縣,一路學過去。后來,沼氣在整個延川推開了,陜西沼氣化現場會就是在延川縣梁家河等村開的。
 
  在正定搞農村改革探索脫貧路
 
  1982年春節,我先到正定看了一下,4月份正式過去。到了以后,看到那里大包干還沒有搞起來。1983年,里雙店公社書記提出來,他們那有一片沙灘地,想在那里試試大包干。我和一名縣委副書記都支持他干。結果一年下來,其他地方都是平產,就他那兒是大豐收。一下子全縣的人都說,看來這個路子是可以的,大包干才推行開來。這在河北算是早的。從那時起,我們就投身于農村改革之中。
 
  正定農業基礎條件很好,但因為是單一經營,還有“高征購”問題,所以成了“高產窮縣”,急需解放思想。我和縣委一班人一起向上級反映,爭取核減正定的征購糧指標,得到上級支持。正定那時搞的是純農業,我考慮正定離石家莊很近,就提出搞多種經營,發展“半城郊型”經濟。縣里成立了多種經營辦公室,我是縣委副書記兼辦公室主任。搞得好的是滹沱河南邊的5個公社,一到早晨很多人騎自行車去石家莊打工。石家莊市場上,蔬菜是正定產的,賣掃帚、賣簡易家具的是正定的,看鍋爐房、看門的也是正定的。后來又搞旅游興縣,建了榮國府。養奶牛也是那時開始的,我到內蒙古呼倫貝爾去買過牛,黑白花牛(原產于荷蘭等國,因身上黑白花斑相間而得名)最好,但價格太貴了,我們買的是三河牛(我國培育的第一個乳肉兼用牛種,因集中分布在呼倫貝爾額爾古納右旗三河地區而得名),價格便宜一半。
 
  推動解決“連家船”和“茅草房”問題
 
  在福建的一些地方,特別是閩東的貧困地區,不少人靠山吃山(打柴)、靠海吃海(打魚),祖祖輩輩散居在“茅草屋”或者“連家船”中,居住條件非常惡劣,生活也非常貧困。在寧德、福州和后來到省里工作期間,我多次到這些群眾的家中走訪,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能使這些困難群眾徹底擺脫貧困、安居樂業。
 
  “連家船”上的漁民終生漂泊在水上,世代以小木船為家,居無定所,是一個上無片瓦、下無寸土的特殊貧困群體。我印象很深的是,那些漁船大都是破敗不堪的,沒有電、沒有水,低矮、昏暗、潮濕,一家幾代人都住在里面。“一條破船掛破網,祖宗三代共一船,捕來魚蝦換糠菜,上漏下漏度時光”,說的就是他們的生活。有的漁民連船都沒有了,只好在岸上用油毛氈、編織袋搭一個窩棚,夏熱冬寒,難擋風雨,還不如黃土高原上的農民住的窯洞。因為常年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,漁民們普遍身材矮小、兩腿內彎,生活的貧困加上社會的歧視,使他們懷有很強的自卑心理。看到他們這種處境,我心里感到很不安,就想決不能讓鄉親們再漂泊下去了。
 
  1997年,我擔任福建省委副書記時,省政協提供了一份調研報告,反映閩東不少村民仍住在茅草屋里,生存狀態很差。我看了更加受到觸動,就召集有關部門開會研究,還帶隊到閩東沿海、山區進行了專題調研。回來后,我給省委寫了報告,建議盡快解決“茅草屋”和“連家船”問題。省里十分重視,把“連家船民搬遷上岸”“茅草房改造搬遷”都納入了為民辦實事項目,出臺一系列政策,幫助他們解決搬遷、就業等問題。1998年底,我還在福安主持召開了“連家船民”上岸定居現場會。當時我說,古人尚且講“意莫高于愛民,行莫厚于樂民”,我們共產黨人看到群眾生活如此困苦,更應感到寢不安席、食不甘味!沒有“連家船民”的小康,就沒有全省的小康。這件事非做好不可,要讓所有的“連家船民”都能跟上全省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步伐,實實在在地過上幸福生活。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,到21世紀初,“連家船”“茅草屋”現象在福建基本都消滅了,數萬人告別了風雨飄搖的生活,過上了安穩日子。
 
  抓“閩寧協作”落實先富幫后富
 
  我在福建當省委副書記時,分管了3年農業。那時候,福建對口幫扶寧夏。到西海固看了以后,我說一定要響應中央號召,搞好對口扶貧工作。鄧小平同志講過,先富幫后富。我們改革開放,不搞平均主義。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,東部沿海地區先發展起來了,不能不管其他地方,要共同富裕。福建成立了閩寧協作領導小組,我是組長,專門抓這個事情。
 
  對口幫扶搞什么好?跟寧夏的同志商量,我印象很深的有幾件事。第一個是搞井窖。窖是存水的,把雨水收集起來,喝的是這個水,澆地也用這個水。打井、建水窖幫了西海固很多人。再一個是坡改梯。生活設施上抓井窖工程,生產上抓坡地改梯田。還有一個是發展馬鈴薯產業。我動員福建、寧夏的農科系統研究土豆脫毒技術。在西吉縣,通過發展馬鈴薯產業,當年人均增收三百塊錢。土豆種出來后,收購、加工都是福建的廠子做,全部加工成阿爾法淀粉,供應給福建、廣東的水產專業戶。因為養鰻魚需要飼料,而飼料要用阿爾法淀粉做粘結劑,喂魚時才不會散掉。
 
  我們還采取了一個大動作,就是移民吊莊。“吊莊”是寧夏的詞,意思是把這個村從那兒吊到這兒,福建叫移民。移民吊莊投資很大,那時基本上只能搞一個試點。當時,福建搞了閩寧村,從西海固移民到銀川附近,搬遷了幾千戶,花了上千萬。國務院主抓扶貧的領導同志打電話說,移民吊莊這個經驗好,能不能全這么搞?現在來看,這是一個很有效的措施,走出了一條可持續的路子,接下來要繼續做好。
 
  下篇
 
  精準扶貧精準脫貧
 
  貧困地區首先得有“精氣神”
 
  我去寧德當地委書記之前,省領導找我談話說,福建9個地市,寧德經濟排老九,寧德的同志到省里開會,都坐在最后一排,不敢大聲說話。派你去寧德,就是讓你用特區的闖勁、特區的精神到那兒去沖一沖,把寧德帶起來。我說,寧德和特區畢竟不一樣,去了怎么干我還得掂量掂量。
 
  我去了不多久,國家開始整頓經濟過熱。我給大家說,我來不是燒“三把火”的,而是來潑“三盆水”的。再有,我也不是三頭六臂,不可能把廈門的優惠政策轉到寧德。我們不要想干一夜暴富的事情,也沒那個條件,但我們不能輸在精神上,人窮志不窮。我給寧德的定位就是弱鳥先飛、滴水穿石、不恥落后。只要鍥而不舍,最后總能夠舊貌換新顏。到寧德后,我到省里開會,總是坐第一排,爭著第一個發言。扶貧扶志,貧困地區缺“精氣神”不行。我在寧德的一些講話,后來編成一本書叫《擺脫貧困》,就是為了從精神上或者說指導思想上解決問題。
 
  扶貧不能“手榴彈炸跳蚤”
 
  我在福建當副書記、省長時,提出了“真扶貧、扶真貧”的問題。上面的措施下去了,下面不問青紅皂白,最后錢不知道花在哪兒了,甚至搞不好是一個腐敗的滋生地了,我一直在考慮怎么解決這個問題。
 
  上次到湘西十八洞村視察,我感觸很深。爬那個山爬了好遠,好不容易才到那里。去了以后,一個老太太見了我問,請問你貴姓,你是哪里來的?她不認識我,因為那兒比較偏遠,她不看電視,文化也不夠。后來,全村鄉親都來了,我一看,人不多,全是“996138”部隊,也就是老人、孩子、婦女,青壯年都到城里打工去了。這個地方這么偏僻,又是一些老人和兒童,搞什么大事業啊?根本搞不起來。我說,還是給你們搞“幾條腿”來吧——一戶養幾頭黑豬、一頭黃牛,再養幾只山羊,這總能辦得成。老太太、老大爺聽了很高興,說我就要這個。
 
  黨的十八大后,我到一些貧困地區就要看真貧,如河北阜平、湖南花垣、甘肅東鄉,都是最貧困的。他們怎么致富?個別地方扶貧有時思路不對,好像扶貧都要搞一些工業項目。在深山老林里搞工業項目,沒人才,沒市場,成本又高,不容易發展起來。扶貧要實打實解決問題。首先,要為下一代著想,讓孩子們上學,教育不能落后了。其次,一些基本公共設施要保障,像路、水、電之類的,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。再有,就是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,根據他們的條件和能力,教他們“打魚”的本領。如果是一些老大爺、老太太,就養幾只雞、鴨、羊,給他們選優良品種,教他們科學喂養,給一些扶持資金,這樣一年收入有幾千塊,也可以脫貧。對年輕人,主要是找就業的路子,搞一些培訓,引導他們外出打工。對搞種養的人,就幫他們提高產品附加值。
 
  為什么講要精準扶貧?“手榴彈炸跳蚤”是不行的。新中國成立以后,50年代剿匪,派大兵團去效果不好,那就是“手榴彈炸跳蚤”,得派《林海雪原》里的小分隊去。扶貧也要精準,否則錢用不到刀刃上。抓扶貧切忌喊大口號,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騖遠的目標,要一件事一件事做。不要因為總書記去過了,就搞得和別處不一樣了,搞成一個不可推廣的盆景。錢也不能被吃喝挪用了,那是不行的。
 
  不能讓下一代再過貧困日子
 
  我到一些貧困地方去看,有的孩子都七、八歲了,還在家里待著,沒有上學。貧困地區教育一定要搞上去,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,要讓他們有受教育的機會,有上大學的機會,再過十年八年能夠成為致富能手,起碼有本事掙到飯吃,不至于再過窮日子。
 
  現在,國家每年投入那么多教育經費,要把更多錢傾斜到邊遠地區、農村,把義務教育真正抓起來。對貧困山區,要鄉村教師進去,或者讓孩子們在外面寄宿。對實在太偏遠的,可以不搞集中住宿,為了到寄宿點,孩子要走幾個小時的路,很不安全。可以派教師進去,把待遇搞得好一點,搞輪換制,把這樣的經歷作為教師提級的一個重要依據。
 
  脫貧的軍令狀不是戲言
 
  脫貧攻堅中,不能搞腐敗,不能弄虛作假,不能搞盲目的政績,也要嚴防“三拍”現象,拍腦瓜、拍胸脯、拍屁股走人。我對分管領導同志說,得來點兒真的,貧困縣的縣委書記、縣長要穩在那兒,把責任擔到底,不脫貧“不能走”,一個蘿卜一個坑,出水才見兩腿泥。沒有一點實招、硬招,我很怕這件好事辦不好,最后給人民交不了賬,給歷史交不了賬。
 
  軍中無戲言。脫貧是有責任制的,層層簽了責任狀。軍令狀不能白立,立了就要兌現,只有脫貧驗收了以后,縣委書記、縣長才能離開。除非不適應工作,需要換得力干部。沒有這一條,誰都能拍拍屁股就走,那就變成流水宴、流水席了。一些干部確實優秀,可以就地提拔,但提拔了還得在那兒干。脫貧攻堅是全黨全國重中之重的工作,要把這個任務派給最好的干部去做。
 
  脫貧工作中,巡視督查要跟上,發現問題要動真刀真槍解決。要實施異地檢驗,脫貧成效不能由本地說了算。組織部門要把脫貧工作考核結果作為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據,不能干好干壞一個樣。對做得好的,該提拔重用的就提拔重用,該宣傳表揚的就宣傳表揚。對做得不好的,該督促的督促,該批評的批評,該問責的問責。
 
  改變貧困地區面貌是我們的歷史責任
 
  1999年,我當了福建省代省長后去了一趟古田。古田鎮位于上杭縣,是中央蘇區。上杭是將軍縣,光才溪鄉就有“九軍十八師”之說,解放后授銜時出了9位軍長、18位師長。我在古田碰到一位老將軍,叫王直(曾任福州軍區副政委),他是才溪鄉人,是電影《英雄兒女》里政委的原型之一。他說,有一次回來的路上,進入古田鎮前路被堵住了。為什么呢?正趕上有一個紀念活動,回來的人很多,都是古田鎮在外面做生意的小老板,開的多是奔馳、寶馬。有人說,這些家伙坐這么好的車,還把路給堵了。老將軍批評他說,你不要罵,我們當年鬧革命,不就是想看著鄉親們好起來、富起來嗎?他們的生活條件好于我們了,我們應該為他們感到高興。這種思想感情確實很真摯,體現了我們黨的宗旨。改變貧困地區面貌,實現革命先烈的理想,是我們的歷史責任。
責任編輯:劉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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